“作為以物質生產與流通為主體的經濟形態，實體經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財富和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呼吁指出，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不但能為解決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和實現社會穩定提供重要保障，還對一個國家應對外部沖擊、永葆發展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雖然我們國家近年來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信貸資源向薄弱環節傾斜，資本市場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國內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也很突出，大部分中小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傅軍告訴記者，當下許多制造業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的狀態，盈利能力持續下降，有的甚至危及生存、瀕臨破產。
“實體經濟目前主要面臨五大困難和問題。”傅軍指出，首先是融資難問題依然嚴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但銀行“嫌貧愛富”，將70%的資金貸給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很多企業不堪銀行的嚴苛條件，只好咬牙承受高達5分以上的民間高貸，導致過去一年實體企業的財務成本增加25%以上。
其次是原材料及人力成本持續增加。“消費擴大、通貨膨脹以及產業結構失衡等諸多因素，使得企業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同時，新勞動法的貫徹實施，勞動力相對短缺引發企業對人才的激烈爭奪等，也導致人力成本扶搖直上。”傅軍說，近3年來企業每年為員工普調工資的幅度在15%左右。“即使這樣，企業還是留不住人，特別是留不住優秀的人才。”
實體經濟面臨的第三大困難來自于經濟危機的后續影響。傅軍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經濟下行趨勢已得到遏制，但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還籠罩著全球市場。外部需求的嚴重萎縮，使得大部分出口企業減少出口訂單在50%以上。
“第四個困難是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壓力。”傅軍指出，人民幣的過快升值，使得企業成本增加5%以上，特別是對于出口型企業的影響更為嚴重，它們不但失去了產品在國外的價格競爭力優勢，還遭受了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因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效益下滑。
“最后一個困難則是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短期內勢必給企業帶來較重負擔，制約了企業的擴大生產和快速升級。”傅軍表示，實體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難是有目共睹的，但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石和根本，沒有千千萬萬實體企業的強力支撐，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缺乏活力與后勁。為此，傅軍建議國家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為實體經濟發展助力。
傅軍告訴記者，首先一點，是應給予實體經濟更多的政策傾斜。
為此，傅軍建議政府可通過結構性財稅等政策工具，對市場資源進行恰當的引導和配置：一方面加大對實體產業的扶持力度，調節各類投資的平均利潤率，保護實體產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創新要素保障機制，防止原材料、資源與勞動力等多種因素過快疊加，從而推高成本，導致大量企業“硬著陸”。
“第二點，要切實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傅軍指出，實體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的支持，政府應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真正打破銀行業壟斷，逐步形成“銀行服務小企業”的行業格局，并逐步通過利率市場化等形成銀行業競爭格局，降低銀行息差，以此倒逼銀行業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從而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第三點，應為企業提供更多的稅收支持。”傅軍告訴記者，當前，企業稅費仍然很重，建議中央出臺的減稅措施力度還可更大一些。“如對中小型企業的所得稅和增值稅減半征收，對年營業額50萬元以下的微型企業免征所得稅和增值稅，以降低經營成本。在減稅的同時，國家還要推進稅制改革，使我國稅收收入從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向以房產稅、個稅、遺產稅等直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轉型，最終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第四點也是尤為重要的一點，必須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為實體經濟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傅軍建議國家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務型政府，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優化公共服務和管理，創設有利于實體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營造各種所有制實體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和市場環境，讓各類市場要素特別是人才和資金更多地向實體領域聚集。
“同時，政府要清理、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清除各種顯性和隱性亂收費，杜絕尋租腐敗，進一步凈化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傅軍說。
